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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道线划得太早肯定是不行的。不然的话,只要边关上有任何土匪流寇异族游骑侵犯,政府军都要望风归降才是正确态度,否则的话,一旦这些流氓草寇日后得了正果,边关守军的抵抗岂不变成分裂行径了?这当然不行,如果在宣传上依此推论的话,今天国家的军队也要一碰见作乱侵掠就放下武器望风归顺,那在心理上就瓦解了国防和军队的正当性,这当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成立,做也做不到,因为人民受到侵掠时自发地就会反抗,侵掠越重,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得越厉害,反抗也越激烈。所以,无论后人要怎么编排历史,要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去美化赞颂侵掠者的英明神武,人民却总之是要反抗的,是曾经激烈地反抗过了的,只有愚蠢的历史学家,没有愚蠢的人民。
然而,这道线划得过晚也不行。如果天下大势已定,旧的稳定经过动乱走到了新的稳定,大局从侵掠战乱走向和平,走向经济建设和休养生息,这时消除地方军阀割据,统一中央政府的政令遍及全部领土,就是正当的和必须的。原政权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会延长统一进程,延长人民的战乱痛苦,给外部势力造成分裂国家的可乘之机,因此是不必要的,中央政权越稳固,这种抵抗的正当性越低。
所以对于新旧政权交替问题要划一条线,这条线就划在新的中央政权稳固之际。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自然在于台湾。祖国大陆早已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拥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国力鼎盛,中国在国际社会享有崇高声望,这时国民党方面若还要争论谁是中国的正统,还要搞两个中国,就既无必要也无道理更无可能,只会延长分裂状态,给台湾人民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损失,也给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以可乘之机。至于台独分裂势力,他们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中国的正统,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正当性,分裂国家的主张从始至终都是恶劣卑鄙的。
委员的联翩思绪引发于这样一个问题,也收拢于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在利用中国国共双方的正统之争浑水摸鱼妄图让一些日本武装力量留在台湾,而李之焕将军代表中国国民党方面正在与我们谈判,尽最大努力争取保留“中华民国”的某种程度上的法统延续,在“名”的方面,他们在争论一个中国之下的种种名号问题,从中英文国名到国旗、国歌,在“实”的方面,他们在国家体制上争邦联制,退一步也要联邦制,还不肯完全接受完全统一的共和制;在驻军问题上坚持解放军长期不驻台,在短期过渡求得稳定之后即从台湾撤出,也不肯将国军全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央政权方面,他们开始坚持邦联制的两个政权组成的松散的联合政府,继之退到一个比较弱的中央政府置于强大的全功能的中央议会的领导之下,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立照搬到当代中国,意图借“大议会、小政府”削弱中央政权对台湾的控制;此外,从联合国席位、驻外领事机构、到教育制度,从议会审查预算到货币流通和中央银行职能,从领土认定、蒙古问题处理到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对战后中国属土范围认定的今后认定实施方针,大大小小几十个问题,从过去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到今天的一个中国、吵得厉害,
委员心知台湾方面现在其实没多少谈的资本。问题是我们不宜硬来。硬来不利于台湾迅速恢复由乱入治,也不利于今后的长治久安,归根结底,一个大中国下的任何分歧对立甚至对抗,都是内耗,都是中国的力量损失,你要是地区小党,尽可以争这个争那个,你要是中央政权的执政党,就必须要对整个大中国负责,必须从整个大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考虑问题,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肩负这个责任,拥有这个气度和胸怀。
所以,不能硬来。要和国民党方面认真诚恳地谈,谈通谈妥为止。这是中国人处理自家事的方式,不是对外的方式。面对日本人利用这些问题试图保持中国某种程度的分裂尾巴以把它自己的势力伸进台湾的图谋,必须来硬的,用铁腕解决。因此,委员为了保险起见,主张撤换曾南岳将军的对日谈判代表,改为由自己出任代表,或者缓和一点,宣布取消东京皇宫内的谈判,中日会谈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这里统一进行。当然,委员也明白这里牵涉到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不仅有对台问题,也有对美问题,不仅有和平谈判,还有东京三国四方台湾北部两国三方迄今未熄的隆隆炮火,其它诸多问题还不一而足,委员思考再三,感到各个环节纷至沓来,镇定一下心神,礼貌地请大田先生先休息一下,吩咐端上日常交往时大田最喜欢喝的台湾高山乌龙茶,转身离开琉球厅走进旁边的通讯室,紧皱眉头在室内急急走来走去,最后抄起电话接通西山指挥中心,直接向刚赶到那里的总书记报告了情况和自己的建议。
电话里传来总书记沉稳的声音“用人不疑。你和那个人全盘商量一下,提出方案,对台、对日、对美是一盘棋,报总理由他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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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道线划得过晚也不行。如果天下大势已定,旧的稳定经过动乱走到了新的稳定,大局从侵掠战乱走向和平,走向经济建设和休养生息,这时消除地方军阀割据,统一中央政府的政令遍及全部领土,就是正当的和必须的。原政权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会延长统一进程,延长人民的战乱痛苦,给外部势力造成分裂国家的可乘之机,因此是不必要的,中央政权越稳固,这种抵抗的正当性越低。
所以对于新旧政权交替问题要划一条线,这条线就划在新的中央政权稳固之际。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自然在于台湾。祖国大陆早已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拥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国力鼎盛,中国在国际社会享有崇高声望,这时国民党方面若还要争论谁是中国的正统,还要搞两个中国,就既无必要也无道理更无可能,只会延长分裂状态,给台湾人民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损失,也给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以可乘之机。至于台独分裂势力,他们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中国的正统,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正当性,分裂国家的主张从始至终都是恶劣卑鄙的。
委员的联翩思绪引发于这样一个问题,也收拢于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在利用中国国共双方的正统之争浑水摸鱼妄图让一些日本武装力量留在台湾,而李之焕将军代表中国国民党方面正在与我们谈判,尽最大努力争取保留“中华民国”的某种程度上的法统延续,在“名”的方面,他们在争论一个中国之下的种种名号问题,从中英文国名到国旗、国歌,在“实”的方面,他们在国家体制上争邦联制,退一步也要联邦制,还不肯完全接受完全统一的共和制;在驻军问题上坚持解放军长期不驻台,在短期过渡求得稳定之后即从台湾撤出,也不肯将国军全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央政权方面,他们开始坚持邦联制的两个政权组成的松散的联合政府,继之退到一个比较弱的中央政府置于强大的全功能的中央议会的领导之下,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立照搬到当代中国,意图借“大议会、小政府”削弱中央政权对台湾的控制;此外,从联合国席位、驻外领事机构、到教育制度,从议会审查预算到货币流通和中央银行职能,从领土认定、蒙古问题处理到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对战后中国属土范围认定的今后认定实施方针,大大小小几十个问题,从过去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到今天的一个中国、吵得厉害,
委员心知台湾方面现在其实没多少谈的资本。问题是我们不宜硬来。硬来不利于台湾迅速恢复由乱入治,也不利于今后的长治久安,归根结底,一个大中国下的任何分歧对立甚至对抗,都是内耗,都是中国的力量损失,你要是地区小党,尽可以争这个争那个,你要是中央政权的执政党,就必须要对整个大中国负责,必须从整个大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考虑问题,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肩负这个责任,拥有这个气度和胸怀。
所以,不能硬来。要和国民党方面认真诚恳地谈,谈通谈妥为止。这是中国人处理自家事的方式,不是对外的方式。面对日本人利用这些问题试图保持中国某种程度的分裂尾巴以把它自己的势力伸进台湾的图谋,必须来硬的,用铁腕解决。因此,委员为了保险起见,主张撤换曾南岳将军的对日谈判代表,改为由自己出任代表,或者缓和一点,宣布取消东京皇宫内的谈判,中日会谈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这里统一进行。当然,委员也明白这里牵涉到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不仅有对台问题,也有对美问题,不仅有和平谈判,还有东京三国四方台湾北部两国三方迄今未熄的隆隆炮火,其它诸多问题还不一而足,委员思考再三,感到各个环节纷至沓来,镇定一下心神,礼貌地请大田先生先休息一下,吩咐端上日常交往时大田最喜欢喝的台湾高山乌龙茶,转身离开琉球厅走进旁边的通讯室,紧皱眉头在室内急急走来走去,最后抄起电话接通西山指挥中心,直接向刚赶到那里的总书记报告了情况和自己的建议。
电话里传来总书记沉稳的声音“用人不疑。你和那个人全盘商量一下,提出方案,对台、对日、对美是一盘棋,报总理由他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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