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七章 荆宋弭兵君心撼(五)
冠冕堂皇地说了许多,适很清楚其中刨除掉这些冠冕之后的真正交易。
沛县义师帮助商丘民众政变成功,逼宋公成盟;沛县义师俘获楚王,五步成盟解商丘之围;沛县以积累的粮食援助商丘,不至商丘民众饥困。
由此,换取商丘民众在询政院问政于众之时,支持沛县的附庸国地位,支持沛县民众的制度变革。
只是这种利益的交换,需要罩上一层特殊的名为互利的外衣。
商丘民众支持墨家的决定,也明白了他们要争取什么样的利益,适的话也便越来越来容易宣扬。
到天亮的时候,该讲的道理已经讲清楚,民众们也推选出来了自己信得过的商丘本地人,以此来准备“问于众”这件事。
墨家众人虽然在守城战中控制了各个贵族,但是依旧没有机会对这些贵族下手。
一则是一旦下手,这属于挑战整个天下的尊卑秩序,会引发天下的围攻,一个小小的商丘还不能够地挡天下诸国的合围。
二则是就算下手,也丝毫没有意义。数年后郑国的驷子阳被杀之后,其党羽依旧可以作乱,驱逐郑公,让郑国一分为三。
贵族们的势力还很强大,只是围城的时候是他们的虚弱阶段,现在可以做的事,一旦围城结束便不能做。
很多事只能慢慢来。
当天彻底放亮之后,宋公等人也就可以离开宫室。那些名义上负责守卫他们防止互相戕害的墨家弟子,依旧跟随左右。
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条件。
适这边也已经鼓动民众选出了足够的国人代表,一同前往宫室附近,与宋公贵族共同商议与楚人成盟之事。
年少的宋公从即位之前的雄心壮志到现在的无可奈何,只不过短短数年,却也在这一天里成熟了许多。
不再是那个期待着北攻三晋南夺楚城的子田,很多事便容易说得通。
与楚成盟,适讲的几点,前几条都是宋公以及贵族都很容易答应的事,最后那两条关于义师的事,才是扯皮的根由。
义师的调配权属于询政院,而非是宋公,这就让宋公很难接受,但却让贵族很容易接受。
至少,现在看来是容易接受的。
本来宋公也没有随意调配整个千里宋国人力的权力,分封制度之下,宋公只能管辖自己的直属地,若是插手到贵族的封地,贵族会很不满。
正如后世战国末年,唐睢不辱使命一般。
唐睢是安陵国的臣,安陵国是魏国的附庸国,安陵君是魏王的弟弟,所以强大如秦,也只能和安陵君直接谈判,而魏王是没有办法插手安陵国事务的。
这是分封制下的规矩。
集权到战国后期尚且如此,如今宋国分封制下宋公想要动那些贵族的封地,简直就是作死。
所以即便只是商丘的义师,宋公也很难接受,因为国都的民众算是宋公最容易掌握的一部分力量。
宋公的直属封臣和士一般都在国都附近的封地当中,大夫与六卿各有各的封地,并且有自己的臣属,与宋公只是单纯的分封建制义务关系。
正如公孙会可以在廪丘叛齐归赵一般,齐国最后也只能承认廪丘的独立地位,没有完成集权变革的诸国分封制的惯性太大,根本难以管控。
只是宋公不愿意接受,贵族们却乐于如此,他们担心宋公强势之后收权,所以支持商丘成立义师,尽可能地想要约束宋公的力量。
在约束君权这件事上,贵族们此时是和民众的想法一致的。
司城皇、大尹、公叔等人,纷纷表达了商丘成立义师的重要性,宋公也只能无奈接受。
这件事解决之后,剩余的与楚人成盟事,那就简单的多了。
当宋公派出的使者前往楚营之后,商丘城内已经开始准备各种,这一次盟誓与以往完全不同。
虽然适已经说了,尽可能不要让楚国激怒,但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是要争取的。
正如后世蔺相如逼着秦王奏乐这件事一样,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在礼崩乐坏之后,很容易走向一场分歧。
礼崩乐坏之余。
要么如祖龙一统,天下归一。
要么,就是打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打倒最后谁都打不动了,一纸条约让各个小国小邦都拥有名义上的平等地位。
但于此时,只是礼崩乐坏,还未到一统或是彻底分裂之时,也只能用之前已经有的规矩。
《秋官、大行人》曾言,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同样是邦交,问、聘、朝三字是完全不同的,但又是整个华夏体系之内通用的规矩,一如后世的所谓使节大使之类的区别,需要天下承认才能约定俗称。
宋国一般在晋国和楚国史书中,都是“朝”,示意宋国国弱而楚国国强,以弱交强而称之为朝。
是故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完战胜于朝廷之后,说的是各国皆“朝”于齐。
既非问,也非聘。
而这一次宋人俘获了楚王,便不可能用朝之礼,而应该用聘之礼:这一次为了给足双方体面,不能说是战败成盟,而是说楚王带人来商丘狩猎,与宋公会猎,宋公作为主人来招待楚王,而不能说是楚王帅军攻打商丘兵败被俘。
因为这涉及到背后的一系列事情,一旦三晋来攻,还需要借助楚人的力量还保持宋国的独立。
这一点适是有所准备的,熊当一死,楚国因为继承权危机,立刻就会陷入混乱。
郑君和王子定是甥舅关系,王子定不能即位而被兄长夺位,原本亲楚的郑人立刻就会放弃与三晋的分歧和韩国的血仇,一同护送王子定回楚即位。
陈蔡等国也和王子定走的更近,他们也会在继承权危机之后叛楚,加入到支持王子定的行列。
这个混乱的过程要持续很久,楚国将陷入巨大的危机,三晋将会前所未有的强大。历史上直到吴起入楚之后,才能收回陈蔡,才能堪堪抵御三晋的进攻,直到中原大战爆发让楚人喘息一阵。
这种背景之下,以聘之礼来作为宋楚两国之间弭兵的礼仪,很符合情景。
一则是聘礼,是作为两个平等地位的国家邦交的礼仪,一如从鲁国分出去的邹国,是绝对不能用聘礼去见鲁侯的、再如晋楚强大的时候,第二次弭兵会之后宋、郑、卫等国,也只能朝于晋楚而不能聘于晋楚。
如今楚王被俘,宋国占据上风,但楚国的体量太大,也只能在礼仪上谋求一个两个平等的地位。
二则是楚王被俘,终究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这种耻辱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化解,这仇恨会持续很久。
此时的天下,很容易记仇,尤其是侮辱这样的仇恨。
纪侯当年进献谗言,导致齐侯被周天子烹杀,之后齐人灭纪国,用的正是这个理由。
而楚人又是相当记仇的,这种记仇甚至可以持续数百年时间。
当年熊铎筚路蓝缕得封地五十里的时候,穷的只能以枣木箭作为贡品进献周天子,结果和齐侯、鲁侯、卫伯、晋侯一同侍奉周天子,周天子和其余四家都有亲戚关系也更近一些,为此赏赐礼器的时候忽视了熊铎的存在。
数百年后,到楚灵王的时候,楚灵王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曾说:“从前我们先王熊绎与齐国的吕伋、卫国的王孙牟、晋国的燮父、鲁国的伯禽同时事奉周康王,周分赐九鼎给齐、卫、晋、鲁四国,唯独我国没有。现在我取得了巨大的功业,如果我派人到周室,要求将九鼎作为分赐绐我国的宝器,周天子会给我吗?”
这件数百年前的事,都能翻出来作为问鼎轻重的理由,楚人记仇的性子也是不得不提防的。
这种情况下,虽然楚王被俘,但是用两国平等邦交的聘礼作为礼仪,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事。
这种事,需要走形式,于是这边商量好之后,还要派人通知一声楚王,让楚王认可才能实行。
楚人营地中,墨者和宋国君臣一并给出的种种条件已经递交到了楚王的手中,楚王如今还在公造冶的掌控之中,整个楚人的营地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局面。
营寨之内,是沛县义师与墨家精锐控制着楚王。
营寨之外,是楚人精锐围困,又有弓手准备,其余营寨严阵以待,防止宋人这时候突袭。
那些给楚王的帛书上,写的冠冕堂皇。
而作为楚营之内主管大局的公造冶,听到的则是完全另一种更为直白的说法。
这一次的成盟,不能说楚人被击败,而是要说楚王带人北上狩猎,一不小心来到商丘。
然而,因为没有提前通知宋公,所以宋公并不知晓,因而宋公需要先派人来告诉楚王:是我招待不周。
楚王还要派出使节,前往商丘,再拜宋公,说这不是宋公的过错,而是楚王自己不小心来到了宋国的领地,没有提前通知宋公,这是楚王的错。
双方先走个形式一般互相认错之后,楚王要派大夫,手持玉樟来见宋公,以玉璋作为聘礼,表达希望能够会宋公会盟。
宋公还需要在接待之后,再把玉璋还给楚大夫,显示自己是重礼而轻物。
你们的玉璋是对我的尊重,我收下的尊重,但是我不是贪图玉器的人,所以要再把玉璋还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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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义师帮助商丘民众政变成功,逼宋公成盟;沛县义师俘获楚王,五步成盟解商丘之围;沛县以积累的粮食援助商丘,不至商丘民众饥困。
由此,换取商丘民众在询政院问政于众之时,支持沛县的附庸国地位,支持沛县民众的制度变革。
只是这种利益的交换,需要罩上一层特殊的名为互利的外衣。
商丘民众支持墨家的决定,也明白了他们要争取什么样的利益,适的话也便越来越来容易宣扬。
到天亮的时候,该讲的道理已经讲清楚,民众们也推选出来了自己信得过的商丘本地人,以此来准备“问于众”这件事。
墨家众人虽然在守城战中控制了各个贵族,但是依旧没有机会对这些贵族下手。
一则是一旦下手,这属于挑战整个天下的尊卑秩序,会引发天下的围攻,一个小小的商丘还不能够地挡天下诸国的合围。
二则是就算下手,也丝毫没有意义。数年后郑国的驷子阳被杀之后,其党羽依旧可以作乱,驱逐郑公,让郑国一分为三。
贵族们的势力还很强大,只是围城的时候是他们的虚弱阶段,现在可以做的事,一旦围城结束便不能做。
很多事只能慢慢来。
当天彻底放亮之后,宋公等人也就可以离开宫室。那些名义上负责守卫他们防止互相戕害的墨家弟子,依旧跟随左右。
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条件。
适这边也已经鼓动民众选出了足够的国人代表,一同前往宫室附近,与宋公贵族共同商议与楚人成盟之事。
年少的宋公从即位之前的雄心壮志到现在的无可奈何,只不过短短数年,却也在这一天里成熟了许多。
不再是那个期待着北攻三晋南夺楚城的子田,很多事便容易说得通。
与楚成盟,适讲的几点,前几条都是宋公以及贵族都很容易答应的事,最后那两条关于义师的事,才是扯皮的根由。
义师的调配权属于询政院,而非是宋公,这就让宋公很难接受,但却让贵族很容易接受。
至少,现在看来是容易接受的。
本来宋公也没有随意调配整个千里宋国人力的权力,分封制度之下,宋公只能管辖自己的直属地,若是插手到贵族的封地,贵族会很不满。
正如后世战国末年,唐睢不辱使命一般。
唐睢是安陵国的臣,安陵国是魏国的附庸国,安陵君是魏王的弟弟,所以强大如秦,也只能和安陵君直接谈判,而魏王是没有办法插手安陵国事务的。
这是分封制下的规矩。
集权到战国后期尚且如此,如今宋国分封制下宋公想要动那些贵族的封地,简直就是作死。
所以即便只是商丘的义师,宋公也很难接受,因为国都的民众算是宋公最容易掌握的一部分力量。
宋公的直属封臣和士一般都在国都附近的封地当中,大夫与六卿各有各的封地,并且有自己的臣属,与宋公只是单纯的分封建制义务关系。
正如公孙会可以在廪丘叛齐归赵一般,齐国最后也只能承认廪丘的独立地位,没有完成集权变革的诸国分封制的惯性太大,根本难以管控。
只是宋公不愿意接受,贵族们却乐于如此,他们担心宋公强势之后收权,所以支持商丘成立义师,尽可能地想要约束宋公的力量。
在约束君权这件事上,贵族们此时是和民众的想法一致的。
司城皇、大尹、公叔等人,纷纷表达了商丘成立义师的重要性,宋公也只能无奈接受。
这件事解决之后,剩余的与楚人成盟事,那就简单的多了。
当宋公派出的使者前往楚营之后,商丘城内已经开始准备各种,这一次盟誓与以往完全不同。
虽然适已经说了,尽可能不要让楚国激怒,但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是要争取的。
正如后世蔺相如逼着秦王奏乐这件事一样,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在礼崩乐坏之后,很容易走向一场分歧。
礼崩乐坏之余。
要么如祖龙一统,天下归一。
要么,就是打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打倒最后谁都打不动了,一纸条约让各个小国小邦都拥有名义上的平等地位。
但于此时,只是礼崩乐坏,还未到一统或是彻底分裂之时,也只能用之前已经有的规矩。
《秋官、大行人》曾言,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同样是邦交,问、聘、朝三字是完全不同的,但又是整个华夏体系之内通用的规矩,一如后世的所谓使节大使之类的区别,需要天下承认才能约定俗称。
宋国一般在晋国和楚国史书中,都是“朝”,示意宋国国弱而楚国国强,以弱交强而称之为朝。
是故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完战胜于朝廷之后,说的是各国皆“朝”于齐。
既非问,也非聘。
而这一次宋人俘获了楚王,便不可能用朝之礼,而应该用聘之礼:这一次为了给足双方体面,不能说是战败成盟,而是说楚王带人来商丘狩猎,与宋公会猎,宋公作为主人来招待楚王,而不能说是楚王帅军攻打商丘兵败被俘。
因为这涉及到背后的一系列事情,一旦三晋来攻,还需要借助楚人的力量还保持宋国的独立。
这一点适是有所准备的,熊当一死,楚国因为继承权危机,立刻就会陷入混乱。
郑君和王子定是甥舅关系,王子定不能即位而被兄长夺位,原本亲楚的郑人立刻就会放弃与三晋的分歧和韩国的血仇,一同护送王子定回楚即位。
陈蔡等国也和王子定走的更近,他们也会在继承权危机之后叛楚,加入到支持王子定的行列。
这个混乱的过程要持续很久,楚国将陷入巨大的危机,三晋将会前所未有的强大。历史上直到吴起入楚之后,才能收回陈蔡,才能堪堪抵御三晋的进攻,直到中原大战爆发让楚人喘息一阵。
这种背景之下,以聘之礼来作为宋楚两国之间弭兵的礼仪,很符合情景。
一则是聘礼,是作为两个平等地位的国家邦交的礼仪,一如从鲁国分出去的邹国,是绝对不能用聘礼去见鲁侯的、再如晋楚强大的时候,第二次弭兵会之后宋、郑、卫等国,也只能朝于晋楚而不能聘于晋楚。
如今楚王被俘,宋国占据上风,但楚国的体量太大,也只能在礼仪上谋求一个两个平等的地位。
二则是楚王被俘,终究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这种耻辱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化解,这仇恨会持续很久。
此时的天下,很容易记仇,尤其是侮辱这样的仇恨。
纪侯当年进献谗言,导致齐侯被周天子烹杀,之后齐人灭纪国,用的正是这个理由。
而楚人又是相当记仇的,这种记仇甚至可以持续数百年时间。
当年熊铎筚路蓝缕得封地五十里的时候,穷的只能以枣木箭作为贡品进献周天子,结果和齐侯、鲁侯、卫伯、晋侯一同侍奉周天子,周天子和其余四家都有亲戚关系也更近一些,为此赏赐礼器的时候忽视了熊铎的存在。
数百年后,到楚灵王的时候,楚灵王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曾说:“从前我们先王熊绎与齐国的吕伋、卫国的王孙牟、晋国的燮父、鲁国的伯禽同时事奉周康王,周分赐九鼎给齐、卫、晋、鲁四国,唯独我国没有。现在我取得了巨大的功业,如果我派人到周室,要求将九鼎作为分赐绐我国的宝器,周天子会给我吗?”
这件数百年前的事,都能翻出来作为问鼎轻重的理由,楚人记仇的性子也是不得不提防的。
这种情况下,虽然楚王被俘,但是用两国平等邦交的聘礼作为礼仪,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事。
这种事,需要走形式,于是这边商量好之后,还要派人通知一声楚王,让楚王认可才能实行。
楚人营地中,墨者和宋国君臣一并给出的种种条件已经递交到了楚王的手中,楚王如今还在公造冶的掌控之中,整个楚人的营地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局面。
营寨之内,是沛县义师与墨家精锐控制着楚王。
营寨之外,是楚人精锐围困,又有弓手准备,其余营寨严阵以待,防止宋人这时候突袭。
那些给楚王的帛书上,写的冠冕堂皇。
而作为楚营之内主管大局的公造冶,听到的则是完全另一种更为直白的说法。
这一次的成盟,不能说楚人被击败,而是要说楚王带人北上狩猎,一不小心来到商丘。
然而,因为没有提前通知宋公,所以宋公并不知晓,因而宋公需要先派人来告诉楚王:是我招待不周。
楚王还要派出使节,前往商丘,再拜宋公,说这不是宋公的过错,而是楚王自己不小心来到了宋国的领地,没有提前通知宋公,这是楚王的错。
双方先走个形式一般互相认错之后,楚王要派大夫,手持玉樟来见宋公,以玉璋作为聘礼,表达希望能够会宋公会盟。
宋公还需要在接待之后,再把玉璋还给楚大夫,显示自己是重礼而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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