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七章 齐国的路(五)
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
换而言之,由君主和国家扶植一批经营大型工商业的豪门,他们可以拥有垄断专营权,尤其是名义上海、山、矿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君这一“天经地义”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实施。
同样,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润的工商业比如煮盐、冶铁等,不允许竞争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进行经营。
这样,富商必须依附于君主,因为权力给了他们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积累谋利。
这是针对整个齐国上层的政策,这个政策将拉拢贵族、豪商,并且将他们牢牢地团结在君主的周围,形成一个封闭的上层社会。
整个变法的构想,都是在不以彻底和贵族决裂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
上天给了田和二十年的时间。
但田和却认为乱臣贼子太多,以至于自己这二十年都在忙于内斗,并没有时间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如今他的权力即将终结,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变上位的。
田和在这一刻,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构想的继承者,继续在国君的位置上带领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谈的时候,将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构想和田剡说出,并且实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连续性的。
首先,军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二十年前三晋伐齐、二十年前越国逼着齐侯在曲阜为越王驾车、伐最大败、费地大败……这几场战争全部都告负。
魏武卒、泗上义师、楚王新军、秦人锐军等等这些已经脱颖而出的军队,都已经进行了变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时代的封建义务兵。
火药和马镫的出现,使得战车已经不能够作为支柱兵种,两军交战擂鼓震天战车冲击决胜的时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经落寞,而南济水一战和赢邑决战更是为战车时代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战车时代的终结,不只是战车的终结,更是分封建制、专职武士、农兵徒卒军制的终结。
那么,建立一支常备军、一支完全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那就势在必行。
然而,建立这样一支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钱从何来?
一方面要用齐国学派的管子之学,充实国库。
另一方面,从贵族的身上弄钱。
以及继续实行“鱼盐之利”的国策,靠工商业搞钱。
前者可以用临淄的士阶层和那些学派的学者,他们无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权。
后者,从贵族身上弄钱,贵族肯定不会同意,想要从贵族身上搞钱,就必须要先给贵族一些好处。
所谓欲要取之必先与之。
所以要让部分贵族拥有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必须要贵族清楚,在天下都在开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个稳定的、能够给他们以依靠的君权是必须的。
给予贵族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既可以作为交换让贵族拿出军费,又可以让贵族利用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进行庄园经营、增加作为商品的粮食、发展一些利用封地农夫作为劳动力的手工业。
想要从富商身上弄钱,就需要一方面继续宣传“贵贱有别”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给予他们盐业、马匹、冶炼的开办权。
前者作为数百年的传统,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证商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比如如今中山国的乱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国政的一个信号,这是作为贵族的国君所担忧的。
同时,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虚爵”的豪商,使得他们离开了国君的权力就无法获利、但经营的同时又可以提供赋税、并且取得虚爵的贵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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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
换而言之,由君主和国家扶植一批经营大型工商业的豪门,他们可以拥有垄断专营权,尤其是名义上海、山、矿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君这一“天经地义”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实施。
同样,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润的工商业比如煮盐、冶铁等,不允许竞争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进行经营。
这样,富商必须依附于君主,因为权力给了他们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积累谋利。
这是针对整个齐国上层的政策,这个政策将拉拢贵族、豪商,并且将他们牢牢地团结在君主的周围,形成一个封闭的上层社会。
整个变法的构想,都是在不以彻底和贵族决裂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
上天给了田和二十年的时间。
但田和却认为乱臣贼子太多,以至于自己这二十年都在忙于内斗,并没有时间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如今他的权力即将终结,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变上位的。
田和在这一刻,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构想的继承者,继续在国君的位置上带领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谈的时候,将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构想和田剡说出,并且实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连续性的。
首先,军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二十年前三晋伐齐、二十年前越国逼着齐侯在曲阜为越王驾车、伐最大败、费地大败……这几场战争全部都告负。
魏武卒、泗上义师、楚王新军、秦人锐军等等这些已经脱颖而出的军队,都已经进行了变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时代的封建义务兵。
火药和马镫的出现,使得战车已经不能够作为支柱兵种,两军交战擂鼓震天战车冲击决胜的时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经落寞,而南济水一战和赢邑决战更是为战车时代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战车时代的终结,不只是战车的终结,更是分封建制、专职武士、农兵徒卒军制的终结。
那么,建立一支常备军、一支完全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那就势在必行。
然而,建立这样一支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钱从何来?
一方面要用齐国学派的管子之学,充实国库。
另一方面,从贵族的身上弄钱。
以及继续实行“鱼盐之利”的国策,靠工商业搞钱。
前者可以用临淄的士阶层和那些学派的学者,他们无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权。
后者,从贵族身上弄钱,贵族肯定不会同意,想要从贵族身上搞钱,就必须要先给贵族一些好处。
所谓欲要取之必先与之。
所以要让部分贵族拥有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必须要贵族清楚,在天下都在开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个稳定的、能够给他们以依靠的君权是必须的。
给予贵族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既可以作为交换让贵族拿出军费,又可以让贵族利用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进行庄园经营、增加作为商品的粮食、发展一些利用封地农夫作为劳动力的手工业。
想要从富商身上弄钱,就需要一方面继续宣传“贵贱有别”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给予他们盐业、马匹、冶炼的开办权。
前者作为数百年的传统,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证商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比如如今中山国的乱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国政的一个信号,这是作为贵族的国君所担忧的。
同时,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虚爵”的豪商,使得他们离开了国君的权力就无法获利、但经营的同时又可以提供赋税、并且取得虚爵的贵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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