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郑国策(中)
这件旧事,源于很多年前的墨子。
当时鲁阳公准备攻打郑国,于是问了问正在游历的墨子的意见,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鲁阳公比戈战而胜之扬名天下的那一次。
当时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这番话只是义,而当时墨家众多善于守城的弟子云集郑国附近,那是利弊,最终导致了那一次鲁阳公攻郑的计划流产。
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舆论转向之后曲解这段话的缘故,那是因为由“非攻”转为了“一天下则无攻为大利”。
墨子和鲁阳公的那番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鲁阳公说郑国有罪,我准备干涉郑国。墨子说这就像是别人家的儿子不好好学习,他爹拿着棍子打,你也拿着个棍子给那孩子一顿打,说我这是顺从他爹的意思,这不扯淡吗?
换而言之,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在四年前菏泽会盟的时候,很可能搞出一个菏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各国不论大小平等,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墨子的话放到后世几千年后的地球上,其实道理还在讲:我家里有事,用不着别人家管。
问题就在于当泗上强盛之后,适就开始修正墨家的思想,因为泗上墨家现在做的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争气,自己拿着棍子上去动手打,然后还大谈这是天志,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真理。
穷则不干涉内政,达则顺从天志以诛不义。
这时候再提这个故事,就难免需要另寻解释。
这时候郑国的君臣在公开场合和墨家使者谈及这句话,其实在墨家使者听来是有些尴尬的……
譬如缯、薛、费等小国,墨家不但“顺于天之志”,还直接改变了各小国的制度。
墨家内部斗争已经结束,适的修正派已经占据上风,对于墨子的理论都有了修正后的解释,就像是非攻一样,非攻只能治标不治本,天下定于一就无攻了,无攻才是解决非攻的最可靠方式……
当然关于这番对话,墨家内部也有自己的解释。
郑国知道墨家这时候来郑国的意思,很显然是想要借助郑国转移一下韩国的注意力。
墨家也知道这时候来郑国,郑国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郑国想要自己被利用,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
郑国是否有罪,不在于郑,而在于韩。
当年郑国也没有亲近墨家,可一样被魏韩瓜分掉了国土,经历了短短二十年国土丢失一半的惨境,郑国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
只是这番当年止楚攻郑的言辞,这时候说出来其实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尴尬的。
墨家使者略微尴尬之后,忙道:“其时,鲁阳文君也不过是为了私利,并不能够真正地顺从民为神主、解民三患的天志。是故郑被姬郑所治、与被楚芈治理,并无区别,故而他为私利而战便是不义,是以子墨子止之。”
墨家内部的修正解释,就是严格区分郑人、郑公族的区别,以此为自己将来定天下于一有在内部的逻辑合理解释。
郑国君臣倒是不在乎这些,他们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引发这一次关于泗上援郑的议题,听墨家使者这么一说,一名子阳余党便道:“数十载过去,天下依旧,大国之君多为私利而行不义,能够如泗上那般真正为义而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如今韩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都是出于韩宗私利。郑国虽小,却也参与过昔年菏泽之盟,也在诸夏战争法上签署了本国之名。”
“郑国君臣自知不能够知晓天志,也不能够解民三患,可韩国入郑,也不能够解民倒悬,反倒是让民众多受战乱之苦。”
“韩有阳翟、负黍,屯兵于颍水,距离郑都不过百里,若韩有意,数日可至,郑国民众皆恨韩,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给出保郑之法。”
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然而四年前菏泽会盟带给郑国的是绝望,墨家绝口不提各国平等之事,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是真正解决战乱之苦的治标治本的手段。
这一次墨家使者来到郑国,让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
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昔年齐攻鲁,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
“更早些,齐鲁之战,曹刿论战,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
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
实际上这两件事,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
曹刿所论,共有三问。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墨子所论,亦有三问。
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
曹刿之时,尚未春秋,国野有别,车战为主,两军交战,只要国人肯战,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长勺之战齐国大败。
墨子之时,春秋已末,再无国野,动辄数万围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经来不及,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迫使齐国退兵。
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如今郑国的事,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问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实则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就是爱利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所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韩国负黍、阳翟皆近郑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郑国需得做到一点,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他国方能支援。若不然,数日城破,纵然外交各国,又如何来得及?”
“是故这件事本身,还是郑国内部的事,内部的事不能够解决,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够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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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鲁阳公准备攻打郑国,于是问了问正在游历的墨子的意见,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鲁阳公比戈战而胜之扬名天下的那一次。
当时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这番话只是义,而当时墨家众多善于守城的弟子云集郑国附近,那是利弊,最终导致了那一次鲁阳公攻郑的计划流产。
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舆论转向之后曲解这段话的缘故,那是因为由“非攻”转为了“一天下则无攻为大利”。
墨子和鲁阳公的那番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鲁阳公说郑国有罪,我准备干涉郑国。墨子说这就像是别人家的儿子不好好学习,他爹拿着棍子打,你也拿着个棍子给那孩子一顿打,说我这是顺从他爹的意思,这不扯淡吗?
换而言之,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在四年前菏泽会盟的时候,很可能搞出一个菏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各国不论大小平等,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墨子的话放到后世几千年后的地球上,其实道理还在讲:我家里有事,用不着别人家管。
问题就在于当泗上强盛之后,适就开始修正墨家的思想,因为泗上墨家现在做的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争气,自己拿着棍子上去动手打,然后还大谈这是天志,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真理。
穷则不干涉内政,达则顺从天志以诛不义。
这时候再提这个故事,就难免需要另寻解释。
这时候郑国的君臣在公开场合和墨家使者谈及这句话,其实在墨家使者听来是有些尴尬的……
譬如缯、薛、费等小国,墨家不但“顺于天之志”,还直接改变了各小国的制度。
墨家内部斗争已经结束,适的修正派已经占据上风,对于墨子的理论都有了修正后的解释,就像是非攻一样,非攻只能治标不治本,天下定于一就无攻了,无攻才是解决非攻的最可靠方式……
当然关于这番对话,墨家内部也有自己的解释。
郑国知道墨家这时候来郑国的意思,很显然是想要借助郑国转移一下韩国的注意力。
墨家也知道这时候来郑国,郑国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郑国想要自己被利用,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
郑国是否有罪,不在于郑,而在于韩。
当年郑国也没有亲近墨家,可一样被魏韩瓜分掉了国土,经历了短短二十年国土丢失一半的惨境,郑国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
只是这番当年止楚攻郑的言辞,这时候说出来其实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尴尬的。
墨家使者略微尴尬之后,忙道:“其时,鲁阳文君也不过是为了私利,并不能够真正地顺从民为神主、解民三患的天志。是故郑被姬郑所治、与被楚芈治理,并无区别,故而他为私利而战便是不义,是以子墨子止之。”
墨家内部的修正解释,就是严格区分郑人、郑公族的区别,以此为自己将来定天下于一有在内部的逻辑合理解释。
郑国君臣倒是不在乎这些,他们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引发这一次关于泗上援郑的议题,听墨家使者这么一说,一名子阳余党便道:“数十载过去,天下依旧,大国之君多为私利而行不义,能够如泗上那般真正为义而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如今韩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都是出于韩宗私利。郑国虽小,却也参与过昔年菏泽之盟,也在诸夏战争法上签署了本国之名。”
“郑国君臣自知不能够知晓天志,也不能够解民三患,可韩国入郑,也不能够解民倒悬,反倒是让民众多受战乱之苦。”
“韩有阳翟、负黍,屯兵于颍水,距离郑都不过百里,若韩有意,数日可至,郑国民众皆恨韩,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给出保郑之法。”
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然而四年前菏泽会盟带给郑国的是绝望,墨家绝口不提各国平等之事,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是真正解决战乱之苦的治标治本的手段。
这一次墨家使者来到郑国,让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
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昔年齐攻鲁,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
“更早些,齐鲁之战,曹刿论战,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
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
实际上这两件事,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
曹刿所论,共有三问。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墨子所论,亦有三问。
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
曹刿之时,尚未春秋,国野有别,车战为主,两军交战,只要国人肯战,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长勺之战齐国大败。
墨子之时,春秋已末,再无国野,动辄数万围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经来不及,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迫使齐国退兵。
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如今郑国的事,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问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实则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就是爱利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所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韩国负黍、阳翟皆近郑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郑国需得做到一点,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他国方能支援。若不然,数日城破,纵然外交各国,又如何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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