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司马光与王安石
独居寺那位僧人不曾料想,他在夷山荒丘之上不经意搭建的寒舍陋屋后来地位显赫。独居寺香火延续一百七十年后,独居寺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那一年,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从泰山返回路经汴州时,唐玄宗一行停下来稍作歇息。歇息之时,唐玄宗漫不经心地在附近闲游,一脚迈入了独居寺。可能是对独居寺过于寒酸的状况比较同情吧,玄宗下诏重修该寺。为纪念东巡泰山封禅的活动,唐玄宗又将独居寺赐名为“封禅寺”。从此,夷山独居寺那份清静,被皇家之气生生夺了去。
本朝初立之际,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太祖皇帝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三万余座寺院,迫使陆万僧尼还俗。故而周世宗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世宗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世宗是五代十国五十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却给我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太祖登位后,将恩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我宋。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事’。
本朝太祖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恩主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太祖独独冷落了天清寺。虽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开宝三年,太祖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太祖对这座寺院的重视。又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其规模远比现在所见为大。
邓涛听完惊道:“眼下开宝寺规模已颇巨,那可想而知之当时之大。”司马光点了点头道:“彼时耗资巨大,几将国库掏空。”
傻苍道:“从百姓的眼中看来,此举无疑浪费。多少僧尼占用土地却不事生产,周世宗柴王禁佛,出发点是好,只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未免偏颇,落下骂名,其实依我之见,佛尼宜限宜疏不宜堵,更不宜禁,必竟神佛之道于大众中广泛流传,民间有此需要及基础,岂是一禁可以杜绝?”
司马光竖起手指头赞道:“小兄弟能有此见地,实属不易。”顿了一顿又道:
“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他下令停止了前朝世宗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太祖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祖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两年,一百伍十七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叁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光义比别人认识深,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太宗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太宗,如此政治嗅觉,如此看人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之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太宗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任意掠夺。我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贞明二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我大宋皇室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对我宋非常恭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度到汴梁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
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太宗就动用了几百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太宗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汴梁后,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之母体:福胜塔便自此与世人见面。”
傻苍和邓涛听了他的一席话,对铁塔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全面认识,原来开宝寺因佛而兴,开宝寺塔因佛而建。
司马光眼望东南面的大宋皇宫,脸色严肃,沉寂片刻,又道:“面对汴梁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为何众文人学士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杰作,但是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这是因为文人群体认为它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但因其是皇家意旨行为,他们便也不好说代么,只以沉默应对。”
过了良久,傻苍道:“司马先生,本朝文人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浪费了大量民胎民膏。”司马光没有出声应答,邓涛道:“但此塔是皇帝下令修建,文人骚客不敢随便意论,因此便作视而不见以待之。”
司马光道:“建设此塔,是否劳民伤财之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崇佛思想、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国防建设,绝对是有害无利。多少僧尼,成长时占用国家、社会资源不比常人少,成年后却整天打坐念佛,劝人无为,不事生产没有回馈社会国家倒也罢了,反去劝更多人信佛出家,以致真正干活的人、保家卫国、发展经济的人无形中减少,信佛尊佛,已变当下社会沉重的负担。”
傻苍邓涛二人听他侃侃而谈,显然对宋王朝尊佛颇有不满,邓涛便道:“司马先生,你说的不无道理,我二人深表赞服,那么先生今日又为何前来开宝寺?”司马光昂昂然道:“不览佛寺不知天下人信佛之数也!”
两人一听,肃然起敬,敢情他是身负使命前来调查佛事?邓涛道:“先生心怀国家社稷,先天而忧,后天而乐,正是我辈楷模,国家之幸也。”
三人愈谈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司马光邀两人回府长叙,傻苍邓涛左右无事,便应允而去。
司马光设宴招待,并唤来一个叫王安石的邋遢官员相陪,只见他十片指甲都藏有泥污,脸有污渍,头发乱糟糟的,现傻苍做疯丐时形象有得一比。
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席上所谈,全是变法革新之事,王安石貌似更加激进,他道,根据他多年的地方官从政经历,总结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一直以来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司马光在一旁听着,时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安石的提议出发点虽好,但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必然难以推广,况且变法激烈一定会引起反弹,社会由此变得动荡,反而不是好事,宜采取旧制逐步完善。
王安石对他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道:“北有契丹虎视,西有西夏盘踞,西南吐蕃亦非善类,东边倭奴侵犯江浙闽粤,大宋眼下貌似雄壮繁盛,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经不起折腾,须得尽快转型。”
司马光针锋相对,言道自来变法从无一蹴而就,欲速而不达,须得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两人亦友亦僚,亦师亦生,却因施政方针迥异而起了争执,各不相让,气氛慢慢紧张起来。
傻苍和邓涛听着听着,才知这个四十出头的王安石,竟是三司使判官,而心怀天下家国的司马光,则是知谏院大夫,都是朝廷从二品以上的高官,可谓权贵,身在其位谋其政,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傻苍逮了一个机会道:“两位大人乃当世豪杰,见识非凡,身居高位而不忘国家,我国得有两位超凡贤才治理,中兴之时指日可待。”赞了两人之后,他话锋一转,问道:“请问司马先生,王先生,你们俩对今日早朝上的案子有何见解看法?”
司马光一怔道:“你指广州邓德造反的案子?”傻苍道:“不错。”王安石问:“两位小兄弟如何得知此案?”邓涛吹牛不打草稿,张嘴便道:“此案民间已然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二人关心社稷民生,此桩大案,自然听闻。”
司马光微微点头道:“这单案子,发生得十分突然,事先全无迹像,从来造反皆因物穷粮尽,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不得不反,近年岭南物产丰富,人人安居乐业,依我看邓德造反的可能性不大。”
王安石道:“司马兄此言甚是,岭南人氏虽民风彪悍,却非心怀不轨之辈,况且当今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谁会不计后果冒然响应?如单凭邓德一人闹事,别说无需调动各地大军镇压,便是广州知府刘大人之力也可扑灭。邓德如造反属实,那么他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受人蛊惑,失去理智。”
司马光呵呵笑道:“难得我和安石有相同看法之时,据包大人说,邓氏子弟不畏强权,涉险上京抗辩并寻求朝野关注,那自是身清如水,有恃无恐,否则焉敢直面强权机关?由此可见,此案应属冤案无疑。”
王安石微笑道:“司马大人,那么对于此案幕后黑手,你以为是谁?”司马光抚须而笑道:“谁热心谁主张,谁便是黑手。”王安石哈哈大笑,道:“无利不起早,这人很快浮于水面!”
邓涛道:“只怕大理寺的吴大人不这么认为。”
“黄公子何须有此顾虑,当今朝廷上下,都以包拯包大人之意为风标,吴永升老兄能坐在大理寺卿的位置上,难道还不懂此道?”
傻苍和邓涛听了二人之话,心下大定,宴后,司马光得知二人并无宿处,便留请他们在府里住下。两人与司马光交谈国家大事,胸怀见识大增,裨益良多。第三日上,三人在花厅上闲谈,有仆人进来禀报,说道大理寺卿吴大人在门外求见,司马光吩咐道:“你让他进厅稍等。”站起身步入内堂,换了身正装出来,对傻苍邓涛两人道:“吴大人前来,必是为了邓德的案子,你们二人既然关心,不妨出去旁听也好。”两人大喜,齐声道谢。
那吴永升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精干官员,司马光与他客套完毕,便介绍邓涛与傻苍给他认识,吴永升看了邓涛与傻苍一眼,寒暄道:“幸会,幸会。”两人站起还礼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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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初立之际,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太祖皇帝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三万余座寺院,迫使陆万僧尼还俗。故而周世宗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世宗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世宗是五代十国五十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却给我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太祖登位后,将恩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我宋。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事’。
本朝太祖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恩主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太祖独独冷落了天清寺。虽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开宝三年,太祖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太祖对这座寺院的重视。又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其规模远比现在所见为大。
邓涛听完惊道:“眼下开宝寺规模已颇巨,那可想而知之当时之大。”司马光点了点头道:“彼时耗资巨大,几将国库掏空。”
傻苍道:“从百姓的眼中看来,此举无疑浪费。多少僧尼占用土地却不事生产,周世宗柴王禁佛,出发点是好,只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未免偏颇,落下骂名,其实依我之见,佛尼宜限宜疏不宜堵,更不宜禁,必竟神佛之道于大众中广泛流传,民间有此需要及基础,岂是一禁可以杜绝?”
司马光竖起手指头赞道:“小兄弟能有此见地,实属不易。”顿了一顿又道:
“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他下令停止了前朝世宗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太祖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祖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两年,一百伍十七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叁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光义比别人认识深,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太宗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太宗,如此政治嗅觉,如此看人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之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太宗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任意掠夺。我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贞明二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我大宋皇室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对我宋非常恭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度到汴梁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
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太宗就动用了几百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太宗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汴梁后,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之母体:福胜塔便自此与世人见面。”
傻苍和邓涛听了他的一席话,对铁塔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全面认识,原来开宝寺因佛而兴,开宝寺塔因佛而建。
司马光眼望东南面的大宋皇宫,脸色严肃,沉寂片刻,又道:“面对汴梁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为何众文人学士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杰作,但是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这是因为文人群体认为它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但因其是皇家意旨行为,他们便也不好说代么,只以沉默应对。”
过了良久,傻苍道:“司马先生,本朝文人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浪费了大量民胎民膏。”司马光没有出声应答,邓涛道:“但此塔是皇帝下令修建,文人骚客不敢随便意论,因此便作视而不见以待之。”
司马光道:“建设此塔,是否劳民伤财之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崇佛思想、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国防建设,绝对是有害无利。多少僧尼,成长时占用国家、社会资源不比常人少,成年后却整天打坐念佛,劝人无为,不事生产没有回馈社会国家倒也罢了,反去劝更多人信佛出家,以致真正干活的人、保家卫国、发展经济的人无形中减少,信佛尊佛,已变当下社会沉重的负担。”
傻苍邓涛二人听他侃侃而谈,显然对宋王朝尊佛颇有不满,邓涛便道:“司马先生,你说的不无道理,我二人深表赞服,那么先生今日又为何前来开宝寺?”司马光昂昂然道:“不览佛寺不知天下人信佛之数也!”
两人一听,肃然起敬,敢情他是身负使命前来调查佛事?邓涛道:“先生心怀国家社稷,先天而忧,后天而乐,正是我辈楷模,国家之幸也。”
三人愈谈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司马光邀两人回府长叙,傻苍邓涛左右无事,便应允而去。
司马光设宴招待,并唤来一个叫王安石的邋遢官员相陪,只见他十片指甲都藏有泥污,脸有污渍,头发乱糟糟的,现傻苍做疯丐时形象有得一比。
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席上所谈,全是变法革新之事,王安石貌似更加激进,他道,根据他多年的地方官从政经历,总结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一直以来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司马光在一旁听着,时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安石的提议出发点虽好,但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必然难以推广,况且变法激烈一定会引起反弹,社会由此变得动荡,反而不是好事,宜采取旧制逐步完善。
王安石对他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道:“北有契丹虎视,西有西夏盘踞,西南吐蕃亦非善类,东边倭奴侵犯江浙闽粤,大宋眼下貌似雄壮繁盛,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经不起折腾,须得尽快转型。”
司马光针锋相对,言道自来变法从无一蹴而就,欲速而不达,须得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两人亦友亦僚,亦师亦生,却因施政方针迥异而起了争执,各不相让,气氛慢慢紧张起来。
傻苍和邓涛听着听着,才知这个四十出头的王安石,竟是三司使判官,而心怀天下家国的司马光,则是知谏院大夫,都是朝廷从二品以上的高官,可谓权贵,身在其位谋其政,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傻苍逮了一个机会道:“两位大人乃当世豪杰,见识非凡,身居高位而不忘国家,我国得有两位超凡贤才治理,中兴之时指日可待。”赞了两人之后,他话锋一转,问道:“请问司马先生,王先生,你们俩对今日早朝上的案子有何见解看法?”
司马光一怔道:“你指广州邓德造反的案子?”傻苍道:“不错。”王安石问:“两位小兄弟如何得知此案?”邓涛吹牛不打草稿,张嘴便道:“此案民间已然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二人关心社稷民生,此桩大案,自然听闻。”
司马光微微点头道:“这单案子,发生得十分突然,事先全无迹像,从来造反皆因物穷粮尽,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不得不反,近年岭南物产丰富,人人安居乐业,依我看邓德造反的可能性不大。”
王安石道:“司马兄此言甚是,岭南人氏虽民风彪悍,却非心怀不轨之辈,况且当今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谁会不计后果冒然响应?如单凭邓德一人闹事,别说无需调动各地大军镇压,便是广州知府刘大人之力也可扑灭。邓德如造反属实,那么他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受人蛊惑,失去理智。”
司马光呵呵笑道:“难得我和安石有相同看法之时,据包大人说,邓氏子弟不畏强权,涉险上京抗辩并寻求朝野关注,那自是身清如水,有恃无恐,否则焉敢直面强权机关?由此可见,此案应属冤案无疑。”
王安石微笑道:“司马大人,那么对于此案幕后黑手,你以为是谁?”司马光抚须而笑道:“谁热心谁主张,谁便是黑手。”王安石哈哈大笑,道:“无利不起早,这人很快浮于水面!”
邓涛道:“只怕大理寺的吴大人不这么认为。”
“黄公子何须有此顾虑,当今朝廷上下,都以包拯包大人之意为风标,吴永升老兄能坐在大理寺卿的位置上,难道还不懂此道?”
傻苍和邓涛听了二人之话,心下大定,宴后,司马光得知二人并无宿处,便留请他们在府里住下。两人与司马光交谈国家大事,胸怀见识大增,裨益良多。第三日上,三人在花厅上闲谈,有仆人进来禀报,说道大理寺卿吴大人在门外求见,司马光吩咐道:“你让他进厅稍等。”站起身步入内堂,换了身正装出来,对傻苍邓涛两人道:“吴大人前来,必是为了邓德的案子,你们二人既然关心,不妨出去旁听也好。”两人大喜,齐声道谢。
那吴永升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精干官员,司马光与他客套完毕,便介绍邓涛与傻苍给他认识,吴永升看了邓涛与傻苍一眼,寒暄道:“幸会,幸会。”两人站起还礼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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