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体系
“既以天下论,那么凡事向前进步的,墨家便支持。若不进反退,便要打着让他进步。此为义战,便无国别之分。墨家非一国之墨,乃天下之墨。”
吴起闻言不语,低头沉思。
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
可是在这战国之初,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脸”,将求个师出有名,既要有名,这名便要有个基础,那就是礼。没有礼,就没法说对错,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无名之师。
三晋伐齐,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三晋与齐,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这番话,分明就是说: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礼即规矩,墨家守自己的礼,不守此时已有的礼,只要不合于义,墨家便可能与之战。
而义……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只有墨家。天下论战,各家一败涂地,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也日趋势微。
法家初兴,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只是术而不是道,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
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合于大义”,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又暗暗点头。
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
对于秦地的变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卢参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
而对于支持,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不论怎么样,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礼”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合乎与礼的便支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谈利谈义,谈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墨子没有指出,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终的“兼爱”天下。
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轻之时墨家便已如此,他定会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负,执政天下。可现在,他与墨家的规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只余秦国。
适谈及到抱负,谈及到英雄,也谈及到了残酷的现实,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经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说秦地变革能否成功、能够压服那些世卿贵族与公族势力,适似乎信心满满。
毕竟,胜绰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势力已成,三县之地世卿已经不能胜,再得铁器,又有吴起掌兵,又有民众支持,秦地变革已然是必然。
适只想想要引诱秦国变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断无可能。然而现在,铁器已出、马镫已用、火药已燃,又有索卢参西行之举,向西得利已经成了秦国的另一种选择。
此时向西,依靠中原的组织术和技术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东向南,无论是魏还是南郑之墨,对于秦国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能成功,便谈不上抱负。
吴起明知道适说这些,为的还是墨家的利,可是适处处讲的都是秦君的利、吴起的抱负,竟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适见吴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这自然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代差,向西扩张秦国有利可图。可也多亏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编练武卒,你自己扼断了秦人二十年内向东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这天下大势编织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却也不钻也得钻,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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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闻言不语,低头沉思。
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
可是在这战国之初,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脸”,将求个师出有名,既要有名,这名便要有个基础,那就是礼。没有礼,就没法说对错,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无名之师。
三晋伐齐,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三晋与齐,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这番话,分明就是说: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礼即规矩,墨家守自己的礼,不守此时已有的礼,只要不合于义,墨家便可能与之战。
而义……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只有墨家。天下论战,各家一败涂地,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也日趋势微。
法家初兴,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只是术而不是道,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
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合于大义”,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又暗暗点头。
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
对于秦地的变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卢参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
而对于支持,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不论怎么样,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礼”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合乎与礼的便支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谈利谈义,谈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墨子没有指出,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终的“兼爱”天下。
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轻之时墨家便已如此,他定会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负,执政天下。可现在,他与墨家的规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只余秦国。
适谈及到抱负,谈及到英雄,也谈及到了残酷的现实,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经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说秦地变革能否成功、能够压服那些世卿贵族与公族势力,适似乎信心满满。
毕竟,胜绰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势力已成,三县之地世卿已经不能胜,再得铁器,又有吴起掌兵,又有民众支持,秦地变革已然是必然。
适只想想要引诱秦国变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断无可能。然而现在,铁器已出、马镫已用、火药已燃,又有索卢参西行之举,向西得利已经成了秦国的另一种选择。
此时向西,依靠中原的组织术和技术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东向南,无论是魏还是南郑之墨,对于秦国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能成功,便谈不上抱负。
吴起明知道适说这些,为的还是墨家的利,可是适处处讲的都是秦君的利、吴起的抱负,竟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适见吴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这自然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代差,向西扩张秦国有利可图。可也多亏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编练武卒,你自己扼断了秦人二十年内向东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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